中兴名臣庞钟璐

庞钟璐（1822～1876），乳名文龙，字宝生，经学家庞大堃之子。今张家港塘桥镇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探花，授翰林院编修，累擢内阁学士，工部（主管土木兴建和水利等）、刑部（主管国家法律刑罚）尚书（长官，从一品）。

庞钟璐生于书香儒学之家，父亲庞大堃是一位颇有成就的经学家，一生潜心音韵之学。庞钟璐自六岁启蒙识字起，就随父辈熟读四书五经，并师从钱赞襄等先攻读古籍。家中老祖母虽年事已高，也“喜与钟璐讲说书义，……遗命皆治家立身大义也”，正是在这种传统儒学的长期熏陶下，他“为人和易廉介，衷怀坦然”，“立朝数十年，言依于经，事准于当世之法，尺寸无逾越。”时人评其“公之学，治经守师法，长于制举之文。居台阁以词斌名。一为学政，久任国子监祭酒，以经学造士。”“海内之士，以文章、学行推公。”
庞钟璐虽然文章出众，但在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则是其抵御太平天国攻打苏南时期的政绩。

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夺取苏常。因父丧“丁忧”的庞钟璐被授命为江南督办团练大臣，“派募沙勇，激励民团，联络各乡，竭力攻剿，”积极参与清朝苏常地区团练武装对太平军的防剿活动。

庞钟璐在团练大臣任上的活动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江南大营溃，苏、常一带告急到八月常、昭被太平军攻破，他会同常熟知县周沐润，昭文县知县王庆元尽力重点防守常昭地区。

自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向苏、常一带发起猛烈攻势以来，四月初攻破常州，几天之内，苏、锡、昆山、太仓、江阴相继失守，常熟地域“三面皆贼所环伺，实属万分危急。”庞钟璐立即也同常熟、昭文两知县商议，责令各乡镇绅士分东、西、南三路编练团勇，驻守防御，彼此互通消息，互为援助。
同时，派人到各镇殷实之户劝助粮饷，设立“抽厘局”，筹措饷源。为防止奸徒进入县城，令各地乡民扎白布为号，并对过境难民稽查严密，随时散遣。这些措施，在一段时间内起到维护本地社会稳定的作用。
到了六月，常昭地区已经被围困三月之久，由于本地易攻难守，民团战术不精，乡民身心俱疲，粮饷告竭，虽然庞钟璐两次向朝廷上书请兵，但救兵迟迟未到，常昭两地最终于八月被太平军攻克。庞钟璐只好渡海来到崇明，以图恢复。

常昭失守，对庞钟璐是一个沉重打击。他自责“督率无方”，据实上奏朝廷，“请交部严加议处”，但清廷考虑到“该县官绅固守百日有余，实属忠义可嘉，因久无援兵，以致被陷，殊堪悯恻。”故“庞钟璐自请严议之处，著加恩宽免。”并著其再度“激励民团，力图克复。

庞钟璐到崇明后，转辗至上海，继续“设局劝捐，集团守御”，开始了后一阶段的办团活动。他会同苏州知府应宝时，刑部郎中潘曾纬等人，于西仓桥“募勇千人，以资策应”。先后在大场，新泾等地率勇军抵御太平军。在这一历史阶段，他凭籍前两年的办团经验和对时势的分析把握，积极参与了“苏绅谴使如皖营乞师”、官绅“借师助剿”之议，以及奏请朝廷“宽寡胁从，蠲免钱粮”这三件大事。

所谓“苏绅谴使如皖营乞师”，是庞钟璐在江南督办团练大臣任上，曾三次上书朝廷，主张“乞师南下，收复苏南”。他认为，民团“不可恃又不可少”。“不可恃”，是因为作战能力差，人员成份来源复杂，难以鉴别；而且勇粮开支浩大，人心不稳；“不可少”，是因为它扎根地方，成员都属乡民，对乡情熟悉，可保一方平安。所以，他希望清廷能派大军南下，一举镇压太平军，收复苏常地区。具体就是请朝廷调派曾国藩的湘军前来。但曾国藩认为用湘军去攻打苏南的太平军，是劳师袭远。因此，曾国藩推荐李鸿章率淮军前来完成这项任务。1862年，李鸿章率淮军南下，收复苏常，并配合曾国荃、左宗棠两军，共同围攻太平天国都城天京。

所谓官绅“借师助剿”之议，俄法等国出于保护自身在华势力范围的利益，向清廷表示愿意出兵协助清军围剿太平军。而一些与洋人有接触的大臣和地方士绅也主张“借夷兵以自固”。此论引起清廷内外极大争议。庞钟璐也加入到争议之中。起选，他力持不可借助夷兵，后来则改变主意，认为“中国平内乱，原无待籍乎外人，而值贼势蔓延，兵力单薄，不能不为从权之计。惟外人助攻，为通商而起，必先自有把握，方裨大局。”经过激烈争论，清廷最终采用了“借师助剿”这一独特方式。李鸿章的淮军，就吸纳了美国华尔的“洋枪队”，利用洋枪洋炮来镇压太平军。

所谓奏请朝廷“宽寡胁从，蠲免钱粮”，指的是庞钟璐提出的战后与民休养的提议。在直接领导和参与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庞钟璐亲眼目睹了两军交战给百姓带来的种种苦难：流离失所，骨肉分离，饥寒交迫，朝不保夕。这种凄苦场景深深刺激了他，使他差生了战后与民休息的想法。他认为，太平军占领区的百姓也同样是清朝的臣民，若弃之不顾，不加解救，则必定使他们走向反面，成为敌对的势力。另外，太平军在苏南地区设置苏福省，建立官制，征收钱米，减免田赋，收买人心，对清廷极为不利。因此，朝廷必须及早采取措施，安抚民心，使百姓不为太平军吸引。于是，咸丰十一年（1861），他上疏朝廷，主张“明降谕旨，……释兵归降者勿杀，剃发投顺者勿杀。”希望以宽大仁厚之心接纳被占区的归降者和投顺者，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同时，建议朝廷按照“历来被兵州县，钱粮均奉恩旨蠲免”之例，酌情减免赋税，以安抚百姓。此番建设，皆被朝廷进行采纳。不久，清廷下旨：所有江苏、浙江、安徽所属被贼占据各州到，应征本年新赋及历年实欠在民钱粮者，一律豁免。“著各路统兵大臣严饬所部员弁兵勇，凡被胁良民，毋许妄行杀戮。”

咸丰十一年（1861年）冬，朝廷下旨将会各省团练大臣一一裁撤，庞钟璐也在裁撤之列。十二月，他被补授为内阁学士。同治元年（1862），他在接应李鸿章至上海镇压太平军后，正式从江南督办团练大臣任上退下，遵旨回京供职，任工部右侍郎。同治九年（1870年），他升为都察院左都御使代理工部尚书。次年，又升为刑部尚书。光绪二年（1876年）病逝后，朝廷赐予其谥号“文恪”。著有《瀛洲鸿雪集》、《文庙祀典考》、《琴均轩诗赋稿》等。

庞钟璐一生为官，其言其行都恪守儒家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太平军占据江南期间，庞钟璐担任江南督办团练大臣，在家乡组织团练活动，抵抗太平军，无异是其官宦生涯中最值得称道的亮点。

春日游仁园见壁间咏菊诗和其韵（二首）

庞钟璐

简书无计定苍黄，赢得星星两鬓霜。

缥缈堪寻蓬岛胜，绸缪且补苇城荒。

更期飞将从天降，可许颓波障海狂。

惆怅苏台麋鹿走，何时重复吊真娘。
 

寻春扶病谒伽蓝，悟彻禅心月印潭。

舞咏能谐童冠志，安危空作主宾谈。

何须岘首留遗迹，只愿弥陀共一龛。

作客兰成悲日暮，小园幽径有谁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