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希天(1900——1929年),原名凌绍宪,番禺县金鼎村(今属广州市黄埔区长洲镇深井村)人。父亲凌伯静是广州的报社记者,《求是周刊》的主编,曾任北洋政府国会议员。凌希天幼年丧母,幼年随父亲在广州河南鳖洲育才书舍读书。不久辍学,到了祖父经营、父亲任经理的广州桨栏路爱和堂中药铺当店员。凌希天对商业毫无兴趣,对祖父的店铺虐待工人的各种事情看不顺眼,心中渐渐产生了不满和愤慨情绪,对店员工人们心中充满同情。
1918年往香港谋生,经亲戚介绍曾先后在永乐匹头店(即布铺)和机器厂当学徒,备受白眼和凌辱,痛感老板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深恨港英政府歧视华人。
1922年下半年,彭湃在海丰县从事农民运动,组织农会,引起社会很大的震动。消息传来,凌希天异常兴奋,对农民革命运动很是理解和同情,并马上做出了支持响应的行动,在家乡凌氏大宗祠门前挂起了长条横额:“农会是贫人之会”,提出“取消各种田信和苛捐杂税,向田主宣战”等口号,积极宣传组织农会的意义。凌希天的宣传,受到了贫苦农民的拥护和欢迎,但也招惹了乡间豪绅、上层人物的讥讽和打击,说他“贫极无聊,少年狂妄”。对于这一切,凌希天毫不理会,继续进行宣传发动组织工作。他自行编写和印制传单,经常向群众演讲。凌希天的行动,激怒了当地的豪绅,他们对凌希天采取了种种打击。当凌希天登台演讲时,地主豪绅们竟雇人用牛屎和人粪尿往他身上泼,极尽侮辱之能事。希天毫不屈服,他们又多次向凌希天的父亲凌伯静施加压力,扬言如再不管教好他的儿子,便把他捆绑送官府惩办。在各种压力下,凌伯静不得不将儿子凌希天锁在家中。不几天,凌希天逃出家门,跑到佛山同和机器厂当学徒,该厂司理是凌希天的族兄凌树添。凌希天在厂学习技术工作认真,同时又同工人宣传“打倒剥削”的道理。凌树添怕他惹事,于1924年初介绍他到五眼桥一家洋灰砂厂当管机工人。同年,凌希天转到石井广东兵工厂当技工。
当时,中共广东区委对广东兵工厂非常重视,曾先后派出共产党员杨章甫、罗绮园、彭粤生、杨匏安、杨殷等到该厂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他们广泛接触和教育工人中的骨干分子,利用工人自发性的娱乐组织“研艺小隐”扩大为“机工剧社”,并在这个基础上组织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人俱乐部”,选出了工人代表,与残酷剥削童工、压迫工人的厂长马俊超作斗争。凌希天被选为工人代表。他与工人们团结在一起,带领工人们展开一系列的斗争。半年后,凌希天转到小北飞来庙制弹厂当技工。这时,凌希天除积极参与工人运动外,还十分关注农民运动。他时常回到家乡深井乡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
1924年在石井兵工厂当技工,参加工人运动,被选为工人代表。同年,转到广州小北飞来庙制弹厂,仍任技工。
1925年秋,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农民宣传班学习两个星期,随即派回番禺从事农民运动,并被选为番禺县农会第一届候补监察委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4月下旬,番禺县农民协会在广州成立,凌希天被选为协会候补监察委员。他以县农民协会候补监察委员的身份,在深井、仑头、黄博、大石等地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对地主豪绅斗争。同年秋,省农民协会在番禺学宫举办了一个农民宣传班。凌希天参加了宣传班的学习,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开展农民运动的知识和组织能力。这个时期,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凌希天工作更加积极努力。在禺东、禺南各地,他和农运特派员韦庸之、王镜湖等同志一起,组织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发动农民向地主提出二五减租。当时番禺县署强令加收田亩捐,农民怨声载道,凌希天组织农民多次请求县政府豁免,但均被县政府拒绝。
1926年6月25日,凌希天发动几百农民列队到广东省政府情愿,请求政府取消田亩捐,亦均被拒绝。
1927年4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到处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国民党广东省当局为解除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宣布改组农民协会,凌希天转入地下,带领农民对反动的农民协会改组委员会进行斗争。同年秋,凌希天被安排在广州开展工人运动,是手车夫工会领导之一。这年的12月,广州起义爆发,凌希天组织领导手车夫工人参加起义,并负责广州起义的运送军械枪支、弹药等工作。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加紧镇压和屠杀革命群众,凌希天通过各种关系和途径将一批参加广州起义的省、港大罢工的工人转移到禺南榄核地区,并动员当地农民协会妥善安置和转移外地,保护了一批革命力量。
1927年底,凌希天调到禺东地区负责党的工作。广州起义失败后,一些党员和骨干分子对革命产生了急躁情绪,要与反动派拼命;有部分人因斗争失败而消沉。凌希天及时地向他们做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鼓励同志们坚定革命的信心,积蓄力量,作好长期斗争的打算。他深入发动农民,秘密组织农会和农民赤卫队,克服低潮时期的种种困难,坚持革命斗争。凌希天十分注意培养骨干,在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扩大党的力量。
1928年1月,在禺东地区成立中共番禺县第四区委员会,凌希天被选为区委常委,并负责联系番禺县第二区的党员。同年5月1日,中共番禺临时县委成立,凌希天当选为临时县委委员。临时县委认真研究了发动群众开展对斗争问题,决定从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在番禺一区沙田地区发动农民开展反“护沙”斗争。
所谓“护沙”,就是地方官员和土豪勾结在一起,对沙田地区农民的抢夺。他们在沙田地区搭建“护沙”炮楼、“护沙”棚厂,派驻“护沙”队员,征收“护沙捐”。农民协会成立前,每亩每年征收大洋六毫。农民协会成立后,农会带领农民摧毁了护沙炮楼、护沙棚厂,废除了护沙捐。
1927年“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地主企图恢复“护沙”,番禺一区党组织带领农民展开斗争。农民的斗争情绪非常高涨,群情激愤,地主土豪不敢再提征收护沙捐了。广州起义失败后,反动派一时气焰嚣张,地主豪绅加紧压迫农民,把征收护沙捐改由土豪竞投承收,捐费提高一倍,每年每亩征收大洋一元二毫。农民为之哗然,坚决反对。中共番禺临时县委成立后,即顺应农民要求,于5月7日在灵山贝召开了番禺一区各乡农民协会联席会议,商讨反护沙斗争,决定于5月9日召开全沙农民护沙示威大会。凌希天是这次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人。5月9日,反护沙示威大会召开,各乡农民代表纷纷揭露了地主土豪勒收护沙捐的罪行,激起了到会群众的愤慨。会后,大家一齐动手把护沙厂棚拆毁。为了对付地主土豪勾结民团、军队报复,凌希天等党的领导人又在各乡把原来的农民自卫军改为农民护耕队,并组织常备队,互相联系互相帮助,提防敌人破坏,严阵以待,随时打击来犯之敌。6月,中共广东省委作出了“番禺各区、南海之九区,统划归广州市兼管,番禺县委取消”的决定。原番禺临时县委管辖的党组织划分为广州市南郊区委和广州市东郊区委。8月,凌任广州市南郊区委书记。当时,南郊区委管辖的范围很大,北接广州河南,南至榄核、灵山等地。形势也很紧张,自从一区全沙农民反护沙大会后,国民党番禺县政府一面张贴布告,严禁佃户抗租抗捐,声言要将佃户拘案查办;一面派出军警,连同国民党驻军汉玲部、驻容奇丞剑雄部经常到各地“清乡”,逮捕共产党员和农民协会领导。凌希天坚持在榄核、横沙、大山、深井、官坑等地秘密活动,发动群众,与反动派作斗争。他积极宣传广州起义的意义,并用土地问题、苏维埃问题、共产主义问题培养教育党员干部,帮助党员干部明确革命目标,树立革命理想。
1928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姚常在广州被捕叛变。姚常带着国民党军警到各地搜捕共产党员,形势非常严峻。面对姚常叛变事件,凌希天果断地立即召集了隐蔽在榄核、顺德两地的党的负责人冯德臣、黄泽南、何秋如等开会,研究应付办法和对策。
1929年1月20日,姚常带领国民党番禺县县兵和省公安局侦缉队100多人到灵山酬劳沙大生围“清乡”’,搜捕共产党员。冯德臣、黄泽南和共产党员梁少依三人先期到达了大生围,准备参加会议,不幸被捕。为了营救同志,凌希天不顾个人安危,几次前往广州市仓边路的番禺县监狱探监,设法托人保释。经过凌希天的努力,不久三人先后被保释出狱。由于姚常的叛变,番禺党组织遭受到重大损失,部分党员干部在番禺地区站不住脚,只得撤到外地。凌希天和顺德县委委员何秋如转到九比关北家里,安排部署转移工作。由于姚常叛变,广州市党组织也遭到了重大的损失,党组织的工作屡屡被敌人破坏。5月,凌希天到香港向省委请示工作,省委决定凌希天为广州市委书记,并继续兼负领导番禺县的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凌希天努力恢复党的组织。经过凌希天几个月的工作,广州恢复了一批党员的组织关系,发展了—些党员。7月间,凌希天组织了禺南大生围附近几个乡的农民开展抗捐抗税的斗争。八、九月间,他组织了广州油业、缝纫、手车夫等待业工人举行了一些飞行集会,展开了反抗帝国主义军阀的斗争。10月10日,凌希天利用国民党纪念“国庆”活动,组织广州党组织的一些党员及积极分子到街上散发传单,揭露国民党军阀混战、摧残屠杀革命群众时滔天罪行,号召广大劳动人民行动起来,打倒国民党,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在西濠口码头散发传单时被广州市公安局特别侦缉队队长梁子光认出,当即被捕,屡经严刑审讯而不屈。10月27日在广州市东沙路(今先烈路)第五军坟场前被杀害,年仅29岁。
凌希天的牺牲是广州市、番禺县党组织的重大损失。凌希天牺牲后,中共广东省委常委通过的《广东党的目前任务与广暴(广州暴动)纪念周的工作大纲》中指出:“各地对于国民党军阀屠杀革命领袖一一彭湃、杨殷、黄学增、凌希天……事件,要努力的扩大宣传,并组织群众的反抗行动。”
同年11月6日,中共广州市委秘密印发《半周宣传大纲》(第五期)中的《反对国民党屠杀广州工农革命领袖凌希天》一文中高度赞扬了凌希天在极恶劣的环境中组织工人群众,团聚广州市郊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农民武装反护沙队的斗争,在极短时期内恢复了广州党的组织,表现了伟大的组织天才,称赞“他是我们同志的模范,他是工农群众最亲爱的领袖,他是国民党、帝国主义最痛恨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