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名人卞綍昌

卞綍昌（1873—1946），原名纶昌，字经甫，号薇阁，晚号獧盦，曾居广陵路219号。江苏仪征人，出生在扬州一个官宦之家、书香门第。早年与其兄绪昌于扬州左卫街卞府，从胡慎修学。卞綍昌36岁中优行廪贡生，南菁书院高材生。他是卞宝第次子，大排行第十。初娶广东廉州府知府张丙炎之四女。光绪二十五年（1899）续娶张之洞长女张仁准为妻。 

捐纳同知，在广东试用，光绪二十七年（1901），出使日本大臣蔡钧奏调他充任随员，派充日本横滨领事、长崎正领事官，三年期满，出使大臣杨枢奏保他为道员，仍留原差，三十三年（1907）二次差满，杨枢以其“保护华侨异常出力”再行保奏。次年二月农工商部调其在商务司行走，四月督办铁路大臣吕寰调他担任铁路南段总稽查 。卞綍昌在外为使馆官员，在内承办新式企业，得当时风气之先。辛亥革命后归隐不出，优游林下。卞綍昌善饮，而性又和谐，有五柳之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1946年卒，葬于仪征刘家集塘坝。 

人物家族 

卞綍昌的祖父卞士云进士出身，官至浙江巡抚，卞綍昌之父卞宝第官至福建巡抚、湖广总督等职，扬州诗人陈含光曾有诗云“两世棨戟遥相望，同时七印何辉煌。”就是当时卞家地位的真实写照。 

卞綍昌的大哥卞绪昌官至安徽按察使，1903年安徽巡警总局设交通股时为首任巡警道员，为提倡新风气，曾亲临城内繁华之处站岗执勤。 

卞绪昌之子卞白眉是著名银行家，与李鸿章的侄孙女李国锦成亲，生有六个儿子。长子卞彭年（又名卞彭）成为了科学家，次子、三子卞柏年、卞松年为留美化学博士，四子卞万年在医学界享有声望，五子卞凤年曾任中国银行悉尼分行经理，六子卞美年为著名地质学家。除卞彭年之外，卞家父子陆续移居海外。

隶书名家 

卞綍昌工隶书，笔意涵泳，自然妙生，乞书者户限为穿。凌绍祖说卞綍昌之汉隶与谭大经之篆书、王景琦之真楷、卞斌孙之大草堪称“近代扬州书坛四绝”。卞綍昌定例很高，但不要钱，只要近人名作交换。他的收藏甚丰，但经过战乱大多已失散。 

扬州乡里多有卞綍昌墨宝。卞綍昌曾赠陈重庆：“垂杨荫涂，成安平域；美稼乐利，书大有年。”此联镌刻在瘦西湖碑廊中，真迹藏在扬州陈寅处。

南京大学文史家卞孝萱是卞綍昌的从侄，他称卞綍昌为“十太爷”。早年卞綍昌曾对卞孝萱多有奖掖。卞綍昌喜卞孝萱好学，常招卞孝萱至家中闲谈。卞綍昌坐时左腿跷在右腿上，即民间俗称“二郎腿”者，并轻轻晃动。卞孝萱归来即问他的母亲，十太爷此为何意，他母亲说那是官场旧习。十太爷能操官话，即清时之普通话。民国三十四年（1945），卞孝萱与段夫人成婚时书赠之喜联，洒金红纸，隶书，联云“峻节著熊丸成材琢玉，高堂歌燕喜洗手调羹”，并题跋云：“孝萱贤侄以母太夫人四十寿，与段女士成合卺礼。缅松筠之节，……庆集德门，欢腾合族。爰撰斯联祝贺，用彰义训，藉慰慈闱。报答春晖，感深恩于衣线；絪緼和气，卜吉兆于灯花。乙酉吉日七十三叟猿安卞綍昌隶并跋。” 这是卞孝萱生前最为珍爱的对联，从扬州到北京、南京，一直呵护珍藏，直到搬进港龙园新居仍偶尔悬挂壁间。 

卞綍昌与近代书画界联系广泛，他曾与现代海上著名女画家戈湘岚、海派画家僧陀、民国花鸟画家赵锐、日本著名书画家江上琼山等有交往。戈湘岚《八骏图》中有卞綍昌题识：八骏图……乙酉(1945)小暑猥叟卞綍昌拜识年七十有三。戈湘岚《彩章雄姿图》立轴卞綍昌题识：……正朝仁兄雅鉴，时在乙酉十月卞綍昌年七十三题句并隶。僧陀《山水四件》扇面中正面有獧庵钤印；反面有卞綍昌等人的书法作品。日本著名书画家江上琼山绘《洞天一品图》立轴。图上有吴昌硕、陆恢、蒲华、倪田、黄山寿、胡淇、哈麟、董侃冠、金兴祥、金吉石、杨伯润、卞綍昌等16人题咏。 

卞綍昌经常与扬州本土书法家如王景琦、陈含光、包契常、樊灏等联手创作。他们各有所长。王景琦，字容庵，号蓉湘，江都仙女庙（今江都镇）人。能诗善书，长于行楷，楷书工秀，有“字冠八邑”之誉。陈含光，名延韡，初字移孙，后改含光，江苏仪征人。陈含光的篆书炉火纯青，风姿如大家闺秀，精细、华美、严整、干净，无一笔拖泥带水，尾笔如锥，似衣带曳地，同时也兼有力挺刚劲，浑厚秀拔，洁净古朴，具有浓厚自然的金石味。樊灏字豚园，扬州人，以章草闻名。 

收藏大家 

卞綍昌不但擅长书法，还精于收藏。最近几年一些书画拍卖会上经常出现卞綍昌鉴藏过的书画作品。2002年上海朵云轩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拍卖的徐渭仁《古木萧竹》立轴上钤有鉴藏印：“真州卞薇阁所得精品”。嘉德2008年秋季拍卖会拍卖的管希宁《村乐图》手卷水墨纸本上有鉴藏印：“真州卞薇阁所得精品”。2009年嘉德春拍会拍卖的汤贻汾《秋庭梧影》立轴上有鉴藏印：“卞薇阁得此聊以自娱”。 

卷入纷争 

卞綍昌曾在日本任驻日外交官七年（1901-1907）。1905年，在清政府驻长崎领事卞綍昌倡议和侨胞赞助下创办长崎时中学校。该校成为当时日本九州唯一的华侨学校，初时校址在长崎大浦町的孔庙内。 

由于卞綍昌是张之洞的女婿，与刘师培的妻子何震有亲戚关系，从而卷入到刘师培与章太炎的一场纷争中。1908 年冬，黄兴接到了刘师培的一封举报信，揭发鼎鼎大名的革命家章太炎 “背叛本党”，其主要内容是：章太炎 “无心革命”，想到印度去做和尚，缺少路费，便致函张之洞，请求资助。信稿夹在书里，为刘师培所见，章太炎便不再隐瞒，对刘说：“士各有志，同盟会不足与有为，而研习佛教，亦当今急务。”当时，清政府驻长崎领事是卞綍昌。章太炎要求何震通过卞綍昌将函件转交张之洞，索款三万元，二万作为自己赴印的旅费，一万作为刘师培印书的费用，但何震赴长崎时，卞綍昌已经离任返国。其后，何震回到上海，章太炎又致函何震，要她与卞綍昌及著名居士杨仁山商量，向两江总督端方谋款。章太炎怕何震一人办事不牢靠，又令刘师培回国办理。刘、何二人认为此事不易成功，写信告诉章太炎说： “三万元之款，必不可得，即成亦不过按月支款。”章太炎不死心，一再作函催促，同时在 《民报》上刊登告白，宣称 “脑病忽作，不能用心”，辞去 《民报》总编辑人职务，并将该报寄给刘师培，要求经由卞、杨转示官场。信中，刘师培并附寄章太炎写给他们夫妇的六封信的照片，声言 “观此数函，则太炎背叛本党之迹，显然可睹矣”。刘师培举报章太炎 “背叛本党”，由于黄兴的理智和冷静，这件事被压下来了。1910 年 1 月 22 日，吴稚晖在《新世纪》上选登了章太炎致刘师培夫妇六函中的五函，声称 “章炳麟之得金出卖革命，固有数可稽而有凭可证者”。 1912 年《中华民报》于 3 月 5 日发表文章，题为 《民国之文妖》，指责章太炎辛亥革命前在日本 “假手于卞綍昌、刘光汉辈，以通款曲于张之洞、端方，同受虏廷之馈遗”，自此， “冷高人之齿，而寒志士之心。” 继 《天铎报》、 《中华民报》之后，戴季陶也在 《民权报》上著文，由指责章太炎而发展为大揭章太炎的 “老底”，并与 《民声日报》、 《神州日报》展开笔战，从而形成了又一次反章热潮。